社论有言论认为，用工荒一个原因是80后、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体面要求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仅仅需要雇主提高工资，还需要所做的工作有一种体面的环境。而说穿了，新生代农民工所要求的体面，是把自己...

　　有言论认为，“用工荒”一个原因是80后、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“体面”要求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仅仅需要雇主提高工资，还需要所做的工作有一种“体面”的环境。而说穿了，新生代农民工所要求的体面，是把自己与城市人看待，而不是一个外来的打工者。3月30日南方农村报头版报道了三位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故事，这其中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把城市作为自己的“家”。

　　目前中国外出的农民工大约有2.3亿，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约60%。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，排斥自己的农民身份，对农业不熟悉，也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回到农村，同时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，但城市从制度到具体措施，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。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农民小规模的流动，到90年代农民开始成规模、有目的向城市流动，再到新世纪农村学生初高中一毕业或没毕业就到城市打工，农民群起进城便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大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根据流动程度不同，可将农民工分为三个群体：一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；二是常年在城市打工、同时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；三是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，仍然兼顾农业生产的农民工。目前，第二类是农民工的主体，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一类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，又可分为两类：第一类是在农村出生长大、走出去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；第二类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、在城市成长、学习，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。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间存在差异。相对于农村新生代来说，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，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疏离感，由于成长环境在城市，他们的参照系是城市同龄人，其不平等感、被剥夺感更强烈一些，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落差较大。

　　但不管是城市新生代，还是农村新生代，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，他们受教育水平、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。他们中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“恋土意识”，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，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，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。尤其是城市新生代，他们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，虽然明知自己户口还在农村，但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，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。有关调查显示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，只有8.7%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，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工人群体，75%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。

　　在这样一种思维和认知下，除了少部分外，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愿到农村，又不能在城市定居，他们的心灵处于一种漂泊状态，变成流落外乡的流民，甚至沦为城市新贫民，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。

　　他们出现的任何问题汇总起来都不是小问题。而从现实来看，城市发生的很多治安问题与这个群体有关。他们还是中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素质和文化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。而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显然对他们素质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。无论从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是他们自身的发展来看，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，所以，我们应该创造条件，尽快帮助他们融入城市，成为新市民。目前的一个有利因素是，虽然他们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，但其对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增强有助于加速他们变市民的进程，这对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利好消息。

　　“三农问题”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城市化，城市化又取决于农民转变为市民或工人，即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。要在这个转型时刻将农村农业的非传统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，城市健康发展，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，让新生代农民工有序、平稳地成为新市民，这里的关键是在政治上要做到平权，在经济上实行同工同酬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城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