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6岁的云南省大杜吉村村民何菊英，在出门打水时无奈地看了一眼阳光灿烂的天空，又踏上了寻水之路。本报特派记者郭建政摄一会儿工夫，小水潭里的水就被取光了，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渗出水来。

　　66岁的云南省大杜吉村村民何菊英，在出门打水时无奈地看了一眼阳光灿烂的天空，又踏上了寻水之路。

　　一会儿工夫，小水潭里的水就被取光了，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渗出水来。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

　　云南省曲靖市龙庆乡大杜吉村，位于海拔1800余米的深山里。大旱让这个村子了无生气。两个月来，无助的村民只能从村里仅剩的两个小水潭里舀泥浆水来生活。62岁的老村支书龚玉春痛心疾首，30年来他一直希望帮助村里钻一口井。

　　两处小水潭是仅有的活水

　　从曲靖市师宗县城出来，国道尽头是省道，柏油路尽头是水泥路，水泥路尽头是土路，山越走越高，路越走越窄，龙庆乡的大杜吉村就藏在这海拔1800余米的深山里，宛如置身孤岛，送水车难以驶入，村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自救。

　　上午11时，村子一竹林底下的小水潭沁出了一些水，龚玉春让儿媳妇赵红英去舀回来，这是村里仅有的两处活水之一，是全村172户人家的生命之源，村民围着沁水口用石头垒成深井。一个上午，小水潭积了约4桶水，赵红英几瓢下去，勉强舀够半桶清水，被搅起的泥浆已让小水潭映不出她的倒影，但她还是继续把桶舀满。

　　歇一会儿，就提着桶去看看沁了多少水，这已是大杜吉村村民的自觉意识。村子缺水两个多月了，村民只能等着水沁出来，不管浑浊与否，一瓢不剩地舀回家，沉淀上三四个小时就用，而每次打水都得先抹掉桶底沉淀的厚厚的泥浆。

　　云南的天亮得晚，早晨5点半，水潭边就已经摆满了桶，挤满了人。小水潭并不争气，沁了一夜，也没给村民更大的希望，先到者舀清水，后到者舀浊水，眼看着只有几桶水的存量，村民们心照不宣，并没有将自己的桶舀满。

　　龚玉春说，为了这点儿水，村里80多岁的老人夜里三点就来等了。龚玉春额头上日益增加的皱纹，似乎也在勾画着“井”这个字。

　　村民集资打井是“干棍子拧水”

　　龚玉春早就想帮村里打口井。1988年，他开始当村支书，给村民的承诺是拉电、修路，还有最重要的打水井。村子距乡里有14公里的山路，1994年的时候通了电，不算慢；公路也一节一节地修到了村子里，不算宽，却也够村里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上下飞驰。但是水井呢，一直不见踪影。

　　“天干一块糖，下雨一包脓。”龚玉春用60年与红土地打交道的经验，形象地总结了红土含水性差的特质。他说，一下雨，泥土就化作泥浆，天乍一放晴，地里马上板结，水分丢尽，无法耕犁，在靠天吃饭的大杜吉村，干旱是个常态，村里没有稳定的水源，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盖蓄水池，收集雨水。

　　龚玉春把记者拉进屋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打印文件，上面写着“龙庆乡大杜吉村打井可行性报告”，落款日期是“2000年元月”，上面盖着“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”的章。

　　“没有钱，村子太陡了，打井你们自己想办法。”跑遍了乡里，还跑了县里的水建局等单位，龚玉春得到的答复无不如此。前来现场考察的各部门领导，走了一拨又来一拨，最终也没有批准打井这个事。

　　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2000年出具的可行性报告显示，根据对当地岩层的分析，村民出工出力，只需打井150米，花费17.66万元就可以得到当地人世代渴望的充沛水源。

　　然而，10年过去了，打井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。靠村民集资，龚玉春说：“那是干棍子拧水，这里彝族和汉族杂居，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都是种庄稼的，哪有钱。”

　　牛羊死去，盖楼因缺水停工

　　7年前，做了15年村支书的龚玉春不再连任。28岁的小儿子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在曲靖至今没找到工作，他无暇过问，他的心思还在这口井上，“村里一天没有井就不行。”

　　没有水，山上的草枯了，玉米不收，秸秆也少了，牛羊只能吃一些地里种的用以改善土质的被当地人称为“绿肥”的草，或发生胀气，或中毒身亡，村子里收购残牛羊的广告越写越多；没有水，许多正在盖的小楼房成了“烂尾楼”，彭石桥家里的楼房刚用红砖砌完一层就赶上大旱缺水，被迫停工，无奈之下，他出外打工，给媳妇扔下个烂摊子；没有水，妇女把堆了一个多月的脏衣服稍稍打湿搓上洗衣粉，过一遍水了事，洗完脸、再洗完头发的水溶有化学物质，还要留着和猪食。

　　看着66岁的何菊英老人背着比自己身体粗不止一倍的水桶，去小水潭舀泥浆水，然后晃晃悠悠地回家，龚玉春感慨万千。他说，也有人开始下山去乡里、县里安家，老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不知道只有这里才缺水吃，大多数还是留在了这儿。

　　龚玉春每天晚上都等着看新闻联播，看惠农政策里有没有提到打井的内容，他说过段时日，他想再下山去找找有关部门。